把归根和复命联系在一起，说明回到生命的根基同时就是实现生命的目的。
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‘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它超越了主客对立，超越了有限自我，因而能够逍遥于无何有之乡、无穷之野、而与天地精神往来。
道是客观的、普遍的、绝对的，但是并没存任何规定性，它是虚无，毋宁说是光明，它能照亮一切、穿透一切。这里不是情与智的问题，也不是情之有无的问题，而是情之超越与否的问题，正如知之超越与否一样。以物观之，自贵而相贱[52]，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。以道的境界观照万物，万物各适其性，各顺其情，互相平等，无贵贱之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是一个意志自由论者。
[43]道术就是境界，这所谓术是心术之术。[19] 这句话即便是出于庄子后学之口，其思想则是属于庄子的，因为他是否定仁义的。中国文化启示于今人的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。
中国文化之所以重视情感，是因为它自觉地意识到，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，也是人的内在需要，人而无情，不可以为人。这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德性文化，就是中国原型文化的基本涵义，它具有个体性特征。正因为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，关心人的情感、意志等方面，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式的理性主义，未能发展出认识主体，这是事实。内圣是个人信念的问题，外王则是社会政治建构的问题。
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虽是主观的，却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，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。这种乐观主义的德性文化，由于缺乏外在性的支持，在社会转型期失去必要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想见的。
这种以实现内在德性为特征的文化，仅仅用家族文化或政治文化显然是不能说明的。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，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？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[19]《象山全集·语录》。在现代竞争激烈的时代，尤其需要关心人的情感，满足和发展人的情感需要，以避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。
这样一来，所谓内圣之学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圣之学，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理论。他们所提倡的意志，则主要指强力意志、权力意志，康德的自由意志就更不讲了。因此，人决不可自轻、自贱。社会是人际间的交往关系，或主体间的交往关系（包括社会伦理关系）方面的问题，从这方面看，社会又是一个客体，不是内在信念的问题。
所以，它并不讲观念意向，也不讲权力意志，而是讲情感意向、道德意志，其中既有主观动机和目的，又有情感需要和认识等问题，它是情意合一、知行合一的。这里所说的消解，具体地讲，有两方面意思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，但思维定势的转变毕竟是困难的。它的缺点在此，优点也在此。
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，而只有受物欲驱使的人，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。[3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第180页。这就要求我们，不仅要有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能力，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，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溯本求源、掘井及泉，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。它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。如果对之进行现代维度的调整，不仅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，而且能变成一种内在动力与调节力。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，树立个体人格的信念和尊严，始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。
就前者而言，缺点是明显的。大本既立，达道方行，这即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，或成己成物之学。
而且是空间上的跨越，即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传播与相互交流。一心之中，万理具足[15]，我之良知完满自足，原无欠缺[16]，德性之知，不假见闻[17]。
四 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与困惑，在于将内圣与外王牢固地结合在一起，企图用内圣解决外王的问题。任何文化都不可能脱离经济或游离于经济之外，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形态，但人决不仅仅是经济的动物，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人。
有趣的是，这种看法首先并不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，而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。追求天下一家，中国一人的群体和谐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，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，这一点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。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，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型的中国文化与变型的中国文化。所谓圣人，其实不过是一种人格类型，是人生的价值目标，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，因为它是人人心中具有的，是天之所与，是天爵而非人爵[6]，与所谓等级观念、服从意识并不能等同。
当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之学，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消解，因而不可能开出科学与民主之路。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，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。
中国文化又可称之为德性文化，它将自然界看作有生命意义的大化流行之道，将人看作生生不息之道的真正实现者，也就是自然目的的实现者，因此人就是目的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[18]，自作主宰、顶天立地作人[19]，以及狂者胸次[20]等思想，就是这时提出的。
因此，西方普遍出现了对理性的批判，这就是所谓后现代文化。它不再是封闭的体系，而是开放体系，它所面对的不再是道家或佛家，而是整个世界，其核心主题仍然是人的问题。
但这次复归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理性本身的，即反对理性的权威，重新发现人的存在。事实一再证明，凡是开放的时代，文化都有大的发展。轴心时代（借用这个词）的中国文化是原型文化，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，后来被专制政权所利用，形成所谓政治文化，即变型文化。后者不仅需要社会架构理论，而且需要对人性的另一面的认识。
所谓道德意志，虽然包含了自由意志即道德理性的内容，但又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，它是理性与感性、经验与超验的连结点。古人所谓陶冶性情，是有理性原则的。
无论是法治、民主建设，还是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、社会利益集团的保障等等，都需要这种客观理性精神及其建构。一是将社会政治层面的人与自身存在的人进行必要的区分。
[13] 主要就是从意志的实践特征上说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可以说是实践理性的，但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，因为在康德那里，实践理性仍然是纯粹理性的。
